4月里，珠峰脚下的大本营经常遭遇十级以上的大风，营地里的军用帐篷也常常被吹得东倒西歪，我们不得不在帐篷周围搬动大石头来固定帐篷牵引绳。由于是在海拔5150米的高度、这种平时说话都攒足了气力才能说一段长句子的地方，搬动一块大石头之后，往往是脸绯红、心狂跳、气极喘。干完这等“重体力活”之后，很多人就开始对罗申有了怨言。

　　原来，在初建营地的时候，移动公厕尚未到位，为了解决大家的卫生问题，罗申与几名夏尔巴高山协作人员，共同营建了一个应急公厕。可以想见，在这个到处都是大石头的乱石堆里，要刨出一个大坑来，是一个多么艰巨的工程。没承想，做事认真的罗申居然刨出了一个三米见方，深达1米多的深坑，而且四角都是直棱棱的，直上直下，四面平整。很多人都在抱怨说：“害得我们连上厕所都要提着冰镐去。”只有用冰镐挂住公厕的围栏，抓稳后才敢蹲下，否则，就感觉身后是深渊。

　　攻顶前坚毅的罗申

　　2003年5月11日，登山队从大本营重新出发，正式向顶峰进发。从这一天起，狂风骤起的时候就越来越多，而且其规律也越来越无章可循。指挥部综合各个方面的气象资料，最终将冲顶日确定到了5月21日和22日两天。

　　与此同时，指挥部还多次强调了冲顶的“关门时间”问题。因为在珠峰发生的多次山难都是在下撤的途中，而这又大多是由于登顶时间太晚而造成的。在珠峰，一个最基本的天气规律就是，一过中午就肯定要起风。据说，这次在中国队里给王石担任高山协作的夏尔巴扎西次仁就是1996年珠峰山难时的参与者。当时霍尔等几位著名登山家带领的队伍在接近顶峰时就陷入了失控状态，人们忘记了时间，都要冲顶，直到下午4时半左右才陆续登顶，结果天气大变。作为不多的幸存者之一、扎西次仁有幸提前一步从南坡下了山，但由于在暴风雪中能见度极差，他也是一直走到半夜云开月现的时候，才找到了营地。

　　5月21日，当第一冲顶突击队登顶成功后，被称为“老年组”（年龄最大的52岁，最小的也有40岁）的第二突击队几乎是集体面临着对于顶峰的抉择。当时第二组从7790米营地来到突击营地时，行军用了近10个小时，比第一组同样的行军慢了近3个小时，所有的人都为他们第二天的冲顶担忧。此外，英国一名队员小腿骨折，需要救援；第一组成功登顶的陈俊池下撤路上胃痛病发，也需要人接应。这些事情都需要第二组分派出高山协作力量，第二组冲顶队伍必须主动减员。

　　在痛失两个手指的十年之后，罗申又一次来到珠峰冲顶的起点，又一次艰难地面临着抉择，不过，罗申还是坚定地认为，在有必要分派出力量进行高山救援的同时，对冲顶过程进行科学安排，还是有充分的安全保障的。虽然言语不多，在8300米的突击营地，罗申还是艰难地鼓励大家。

　　对于冲顶前所面对的艰巨形势，所有第二组的队员都在帐篷里默默地掉泪。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身体状况被认为一直很好的刘福勇主动表示，放弃登顶，随后就对着大哥王石放声痛哭。一向不善言语的张梁一直也在默然饮泣，到冲顶队员们开始准备行装时，他也作出了参与高山救人的表示。为充分保障队伍行进的安全，罗申在冲顶的过程中，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后一个，他比刘建、王石晚了近40分钟登上顶峰。

　　淡看艰险的罗申

　　在下撤的途中，罗申又把所有的高山协作人员都派给了刘建和王石。就这样，罗申独自走在下撤队伍的最后面，在到达8400米左右时他的氧气瓶里没有气了，昏昏沉沉的，罗申听到对讲机里说，有三个夏尔巴高山协作人员越过8300米突击营地上来接应了，再加上也能看见突击营地，就找了个地方歇了下来。

　　罗申并不知道，他就在这背风的地方昏睡了过去，他的身旁就是一个早前外国山难者的尸体，直到前来接应的夏尔巴发现他、给他换上氧气并唤醒他。事后罗申说，有可能身旁那位遇难者死前的情形跟他差不多，要不，不会坐在离突击营地那么近的地方死去。

（编辑：陈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