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生有幸拜访了一次柳青，成了我一生的幸福。二三十年来，我一直想写点文章，以表达我对他的敬仰和怀念之情。但又自愧自己的水平和笔力，担心不能表现他的人格和成就，甚至有损于他，所以总是不敢动笔。不想最近却看到榆林日报社和吴堡县举办“纪念柳青诞辰90周年”的征文活动，欣喜万分，便鼓起勇气来了结这桩久有的心愿。
我了解柳青是从读他的作品开始的。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先后读了他最早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地雷》、中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恨透铁》、《创业史》（第一部），以及许多散文、随笔和文论，好多都作为床头书反复地读。他的作品以其深刻的人民性和优美的艺术性深深地吸引了我，不仅使我得到了美的享受和熏陶，而且开始认识了柳青并喜爱上了他。后来，每与省作协和《延河》的同志接触，他们便都要说起柳青，每说起便对他有一种深深的敬意，使我对柳青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比如：柳青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本质和核心只概括为五个字，即为人民服务，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只要能做到这五个字，就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和合格的共产党员；他把文学称作“愚人事业”，要求作家要上好“政治、生活、艺术”三个学校，认为决定作品成败的最后因素是细节的真实；他坚持“不接受采访，不拍照，不介绍经验”的三不主张；他将《创业史》第一部的十多万元稿费分文不留地全部捐给皇甫公社创办农机厂；“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斗时，好多被批斗者都因害怕而违心地看造反派眼色行事，叫承认什么罪过就承认什么罪过，把自己真说成了“臭狗屎”，惟有柳青则从不低三下四说违心话，始终坚持一句话——“我是个有错误的共产党员”，他形容自己当时心理是：“就像一个提着篮篮在西安大街上卖鸡蛋的，别人都敢碰我，只有我不敢去碰别人”；他家里用的一个锅铲，已磨成像大拇指那样的一个小刀，但他照样使用着……。至于对他的人格和在陕西文学界的领导地位，人们更是众口一词，心悦诚服。粉碎“四人帮”不久，省上召开了一次大型创作会，当时柳青正在住院，一天下午闭会时，主持人通知第二天上午柳青来发言。第二天上午开会时，人来的既早又齐，人民剧院的会场里座无虚席，人们翘首等待着聆听柳青的发言。但主持人却又通知柳青身体不好，不能来了，改由别的同志发言，好多人很快便失望地离开了会场，使原来拥挤的会场一下子变得稀稀落落，不难看出柳青在广大作者心中的威望和地位。后来，大会将柳青的发言印发给大家，我记得第一句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文学事业的一场灾难。”在当时，“四人帮”刚刚被粉碎的情况下，好多人根本没有这样的认识，即使有也根本不敢说。但还在病榻之上的柳青，不仅有这样的认识，而且敢于白纸黑字地写出来，这是一种多么难得的人格。因此大家看后深受教育，对他十分秉服。从读他的作品到间接的了解中，使我不仅理解了他的文品和人品，而且感到他既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从而深深地喜爱上了他。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感情，1974年9月，我同牧笛、雷鸿儒、崔保国到省上参加创作会时，便特意拜访了一次柳青。当时他住在西五路边上一座普通居民楼房里，房子很小，极其简朴，没有一点装饰和摆设，所谓的客厅，只有两只破旧的沙发和几个破旧的凳子，连个茶几也没有，只放一个油漆脱落的千疮百孔的小方桌。他让我们坐在沙发上，他坐了一个小板凳，让孩子倒了几杯水招待我们。他穿一身很破旧的灰布农民衣服，戴一顶沾满油污的灰布瓜壳帽。个头不高，很消瘦，留一撮短胡子，很少说话，根本不像个大作家，倒是一个地道的农民老头。但他有一样最吸引人的东西，就是那双不同寻常的眼睛，那么大那么亮那么有神，不是一动不动地盯着对方，就是飞快地转动着思索着什么，像一把闪光的可以穿透一切的利剑，又像一片清澈透亮而又深不可测的大海，那么专注地捕捉和解析着所有的信息，显出一种机敏、智慧和力量，更透示出一颗伟大的心，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惟一的一双奇特的眼睛，也是给我最深印象的眼睛。我们谈起对他的敬仰和对作品的喜爱时，他总是那么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或淡然一笑，不说一句话。惟有说到家乡群众的生活时，他则长长地叹了一声，说：“咱那太穷了，群众太可怜了，啥时能让群众不饿肚子呢。”从那凄楚的表情中流露出一种忧国忧民的情绪。当我们请他能回家乡看看时，他照样又叹了一声，很悲观地惨然一笑说：“我也很想回去看看，但我这身体……只能走着看了。”当我们说到人们都等着看《创业史》的二、三、四部时，好像触到了他的最痛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天花板，沉思了好半天，显得那么焦灼而又无奈，照样叹息地说：“我也很想早点写出来，但怕有问题了，不过我打算仍回到长安去。”虽然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他说的话很少，但我已深刻地领略了一位文学大家的人格风范，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们走时，他直把我们送到楼道，久久站在楼梯上，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

（编辑：李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