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写文章是天下最难的事。何以见之？别的事情，坚持做上十年八年，就会见到成效，而写文章，写上十年八年，甚至一辈子，还不会写文章，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从上大学开始写文章，写到现在，写了30年，还不会写文章。
    我不会写文章，不是自谦，是心里话。且不说长文章，就是短文章，千把字的，我也写不了。
    每当我信手翻翻鲁迅先生、周作人先生、丰子恺先生、张中行先生、季羡林先生等等的短文章，心里就十分泄气，觉得自己写的东西简直无法“卒读”，有时甚至有“重看旧作，惭愧欲死”之感，觉得要把文章写好，真难！
    应该说，我在作文上是下过工夫的，也常揣摩大师们的文章。有人说，作文以“文采斐然”为最好。魏晋时的人写文章，往往一泻千里。比如左思的《三都赋》、曹植的《洛神赋》等等，文采辞藻华丽之极。说近一点，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妙语如珠，妙喻俯拾即是，读着令人解颐，是真享受也。
    也有人说，作文以“平实”为最好，比如巴金先生的《随想录》，几乎不用成语，全是“大白话”，但是读后能使人落泪。再比如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初读《干校六记》时，感触不深，觉得也罢了。近日重读，却觉字字珠玑，才明白了“平实”的力量。
    我的理解是，“平实”的文字，其“底色”是一种阅尽沧桑的老到和删繁就简的准确。它表现出来的直白，如秋空般澄明，似冬树般简洁，每一个句子都以其智性直抵你的内心。欣慰时，让你会心一笑；悲痛时，使你如遭棒击，当即泪奔。王小波的长篇小说《黄金时代》，就是一部语言独特、以“平实”见长的书。撇开其语言背后惊世骇俗的奇思及对苦难和荒谬决绝的反讽，单看表面，每一个句子都显得直白而平实，毫不造作。王小波曾在云南插队多年，多次亲眼目睹“阉牛”过程。在《黄金时代》里，他这样写阉牛：“每次阉牛我都在场。对于一般的公牛，只用刀割去即可”；对于脾气暴烈的公牛，则采用“锤骟术”：“割开阴囊，掏出睾丸，一木锤砸个稀烂。从此后受术者只知道吃草干活，别的什么都不知道，连杀都不用捆。”三言两语，令人震悚。进而由牛及人：“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21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寥寥数语，说尽了人生。我就是在读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之后，懂得这样一个简单道理的：面对生活，所有的人最终都会低下头去。
    王小波的随笔写得也好，其遣词、造句方式非常独特，比如他介绍自己，这么说：“提起王小波，大家准会想到宋朝在四川拉杆子的那一位。”幽默和嘲讽透过平实的词句从骨子里冒出来，决不矫情。可惜这样一位露出“王者之相”的作家，却在40多岁时猝然辞世，令人痛惜。
    有人说，作文以一针见血为最好，“范文”当推鲁迅先生的杂文。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在他的文章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读先生的文章，只有一个感受：痛快淋漓！鲁迅先生的文章，“温和”的少，《藤野先生》算最温和的一篇。即使在朋友去世后写回忆的文章，鲁迅先生也不像别人那样，只念其好，而讳其“恶”。近读先生的《忆刘半农君》一文，开篇就是：“半农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坦率地讲，怀念去世的朋友，我没见过这样写的。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先生对半农先生既有怀念之词，也有讥讽之语，活脱脱显出先生一生嫉恶如仇、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真实想法的性格。而同是怀念刘半农，周作人先生的文章就从始至终充满了温情。而且鲁迅先生“一个也不原谅”的性格，在这篇文章里也显露无遗，本是怀念刘半农的一篇小文章，却“捎”了胡适之先生一笔，且看这一段：“《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编辑：王旭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