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支援西藏，当时的生活、工作环境是很困难的。我来到西藏支边，一切得从头做起。每遇困难，我就联想那些五六十年代支边进藏工作的老同志们（我们称他们为“老西藏”）所遇到的困难和他们克服困难的精神，就给我增加了一种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要想坚强，那就应经过困难的磨炼，要坚信今天的开创，就会成为明天的经验。挺过来就有发言权。
    学习大寨的年代，基层干部都要参加劳动。实现“一、二、三”（即每年县级干部劳动一百天，公社干部劳动二百天，大队干部劳动三百天），来到西藏也一样是这个标准，我们每个人都要尽可能地参加一些劳动。如果不参加劳动，是谈不上深入群众生活的。我给自己选了一个很适合自身情况的劳动——拾粪。康马县马、牛、羊成群结队，一路有许多粪。要认真捡、拾，片刻就可捡到一筐子。我出门就带筐，开始也学当地群众用手捡，捡完粪回来洗手。但再洗多少遍心里总觉得不舒服，特别是吃饭时，一想自己的手抓过牛、马粪，马上就会食欲大减。
    几天之后，当地学校的老师为我特意加工了一个粪铲，有了这个工具，拾粪就方便多了。每当我运用自如地使用粪铲拾粪并且任务也完成得很好时，我就不由自主地高兴，同时打心眼里感谢这位老师给我的真诚帮助。
    自从我有了这套工具，出门拾粪，我感觉和群众更亲近了。他们投向我的那种喜悦的目光让我神往，有的干脆把碰到的粪随手抓起，放到我筐子里。特别是那些小学生，就更有意思。只要一见我，就喊“格拉、格拉”（“老师”的意思），并争抢着用手抓粪来往我的筐里放，同时，还模仿大人握手的样子，一定要和我拉一拉手，表示他们的亲热。我感动了，受感动的不仅是他们那双勤劳的小手，更是感激他们那一片真诚的心意。我感到，当地人已认同了自己，认为我是他们的朋友，我也觉得生活得很踏实，生活内容也大大地丰富起来了，我的心境也开阔了许多。
    结合当地实际，我衣服穿得十分俭朴。进西藏一切都尽量和当地协调，但在这里农村，我的衣着还算是上等的，因为衣服上没有打补丁。群众本能地把我看成“本布拉”（“长官”的意思），他们认为“本布拉”就应当穿得好一些，但我却是平平常常，以平常心待人处事，大家相处得很和谐，虽然语言不同，交流有许多不便，但他们对我很热情，每每见我总是友好地微笑、点头，表示一种亲切和尊敬。
    我们下乡所在地，有一个缝纫组，我的鞋破了，想要修一修，还能将就着穿，总不甘心扔了它，于是就拿去请人补修。缝纫组的人也和我熟悉了，听说我要修鞋，他们就和我开起了玩笑。其中一位还能说几句简单汉语的人说，“你也太啬皮了”，一句引来一屋子人都欢笑了，这决不是讽刺，而是亲和。
    到西藏农村下乡，我总要到群众家里走一走、看一看。群众虽然穷，但他们还是好客的。只要你能到他们家里去，上好的酥油茶、青稞酒总是少不了，有时还要让你抓糌粑。喝不喝？抓不抓？这是藏族同胞的敬意、礼貌，我当然要领受。青稞酒斟上满满一杯，要你一饮而尽，一杯子喝到底，他们就高兴了。我也同时用刀子割吃一小点风干的牛羊肉。我就本着一个老谱，只要是藏族群众平时吃的、喝的，只要他们能吃，我都要尝一尝。这里有体现一个和群众生活打成一片的决心问题，尤其是在地里和群众一起共用野餐，那才有意思呢！这个群众把糌粑袋子递给你，还没等你去吃，那个又热情地把他的食品放到你的面前。烧茶水的藏族大嫂、大娘们把热腾腾的清茶递过来。此情此景一直让我记忆犹新，群众不见外我。
    在工作作风上，我比过去和顺多了。我到西藏语言不通，对群众情况了解甚少，好像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况且又是涉及民族问题，千万不能过分强调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我在县上分管的工作，还是下乡，我批评人从不严厉，群众爱和我接近，彼此间都友好共事。大家说，我们的工作组好像是一块乐观主义的园地。
    我也不是没有心情孤寂的时候，于是就自己给自己出难题，找活干，我把《唐诗三百首》用毛笔抄了一遍又一遍，既练习了书法，也学习了诗词，更使日子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三年多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编辑：王旭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