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榆阳区最偏远的鱼河峁镇黄崖窑村。那里地广人稀，常年干旱，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改革开放的第一年，我从绥德师范毕业，回到贫困的村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我是全村历史上第一个中专生。很快，我的婚事就定下来了。本乡条件最好的一位漂亮姑娘，与我缔结了秦晋之好。
    因为家里很穷，尽管我有了工作，但每月只有30多元工资，东拼西凑，借了500多元，只买了一台缝纫机，自行车和手表还没有着落，对方也没意见。新婚被褥都是翻新的，蓝色染料将旧的白色的被里子掩饰得不留痕迹；两套的卡衣裳把我们穿得光光鲜鲜；贴身的旧衬衣客人是看不清楚的。我们两家一南一北，相距35公里。女客骑驴，男客步行，一去一回，整整两天，太阳落山才把媳妇娶回来。我一家三代人住四孔土窑洞，我的洞房就在窑洞里。婚宴只能摆在院子里。那时不通电，煤油火把将院子照得通亮。家乡太穷，借不到桌凳，只有十几桌的酒席，还要分三顿吃，但是厨师很争气，几样干菜做得有滋有味；自酿的黄酒有功力，每桌再配上一瓶散白酒，档次已经够高了，赢得宾客一片赞誉：“黄家的事过得好！”
    转眼就是30年。儿子也参加了工作，要结婚了。在家属楼办婚事，沙发、电视、电脑、电冰箱都是新买的。“三金”、时装自然少不了，唯独一千多元的结婚照我觉得太冤枉。儿媳娘家在山区，距榆林170多公里。小轿车、大客车我都雇了，一个上午就把儿媳娶回来了。唢呐声宏亮，鞭炮声震响。我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30桌酒席包在饭店，菜色花样繁多，烟酒也不寒酸，有唱歌的，有录像的。宴席进行了两个小时，一次解决，干净利落。虽说花了5万多块钱，但没有借债，我这个做父亲的总算光彩了一回。正当我乐滋滋地送客人的时候，老伴却哭丧着脸来到我跟前说：“你没听到议论吗？”我问：“议论啥？”“一个科级干部，兄弟还在市上当大官，怎么过了这么个事！”老伴说。“这个事咋啦！是不是有人嫌烟酒档次不高？”我窝着一肚子火送完了客人。
    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这30年翻天覆地的生活变化，也想起了我的婚礼。转过身，想对老伴说句抱歉的话，谁知老伴满脸泪痕，正在低声哭泣。我急忙问：“是不是回忆起什么啦？”老伴使劲地摇头，却哭得更厉害了。我该怎样安慰她呢？忽然，我想明白了：“时代变化太快、太大！一件事想让所有人满意，难办，由他去吧。我觉得已经很好了！”(本栏目来稿请注明麟州杯)

（编辑：王旭芹）